专家学者对“刺杀辱母案”的点评

部分专家学者对“辱母杀人案”的评论

王勇（苏州市检察院）：对于欢判处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尽管觉得南方周末的报道与看到的判决有出入，法律有硬伤，尤其是将民警到外面了解情况误报为离开现场，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相符，但报道的情况基本属实。一、十一名催债人非法拘禁于欢及其母亲六个多小时，非法拘禁时使用了严重的侮辱行为。十一名催债人的行为已触犯非法拘禁罪，而该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之一是拘禁中对被拘禁人有侮辱行为。直至民警到来，于欢及其母亲仍未能离开现场，不法侵害仍在进行，有防卫条件；二、有报道说，杜志浩脱下裤子并将生殖器塞到于欢母亲的嘴中，倘若属实，杜的行为就单独构成强制猥亵罪，但判决书各方证言都只说露出生殖器，那么这个行为可以作为非法拘禁罪的从重情节评价；三、民警到外了解情况时，于欢曾试过逃离现场，但被对方阻止。这是冲突的起因；四、从伤情看，虽然杜志浩是侮辱其母亲者，但和其他人被刺的部位没有差别，且都只是一刀。

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杜志浩的肝部创伤深度8CM，刀刺入较深。但结合侮辱行为已经结束、因未能离开现场而引发冲突、仅对身边限制自己自由的人员进行捅刺、无差别伤害对方等，母亲受辱只是诱因，急于离开现场才是主要动机。正当防卫一般要求不法侵害具有攻击性、紧迫性、侵害性，而非法拘禁行为能否正当防卫有一定争议，但本案中非法拘禁行为显然符合攻击性（严重侮辱、肢体限制等）、紧迫性（深夜民警到场后依然没有离开）、侵害性，可以进行防卫。

但对方只是限制其人身自由，围堵逼债，没有暴力加害的的意图和行为，导致一死多伤的后果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不具有相当性。属于防卫过当，对被告人于欢判处无期徒刑，明显量刑过重。

赵秉志（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判决书认为不构成防卫的紧迫性是不对的

结合本案看，于欢构成防卫过当。判决书认为不存在防卫的前提，不构成防卫的紧迫性，“这是不对的”。

按照一审判决书的描述和认定，于欢及其母亲实际上受到了三种正在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第一是限制乃至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一种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二是侮辱行为，包括语言侮辱和行动的侮辱，这种侮辱也是违法犯罪行为；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警察离开房间时对方不让于欢和他母亲走，还殴打他。而且，警察来了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于欢母亲受到违法犯罪行为现实侵害的情况下，他感到情势比较危险亦义愤填膺，他基于保护自己母亲合法权益和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对围在自己身边要群殴他的几个违法犯罪分子展开反击，刺死刺伤了他们。这完全是基于正当防卫目的的反击违法犯罪行为的案件，不能否认其正当防卫的前提存在。

赵秉志进一步表示，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于欢拿起武器进行防卫，不能说因为对方没有凶器，他就不能用武器。因为对方人多势众，而且对方已实施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但是，于欢的防卫行为导致了对方死亡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这样的严重后果，应该说，尽管有防卫的前提，但于欢的行为还是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符合《刑法》第20条第2款防卫过当的规定，因而应当以防卫过当构成的故意伤害罪定性，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那么，究竟应当选择适用减轻处罚还是免除处罚？本案在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情况下，如果免除刑事处罚，也许会失之过宽；而适用减轻处罚，较为稳妥与公正。但一审判决只是略为从轻处罚，只考虑对方的过错，没有考虑到防卫因素，没有给予减轻处罚，显然是处罚过重了。”赵秉志表示，“按照法律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应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么减轻处罚就是要低于10年有期徒刑，而且我主张可以考虑较为显著地减轻处罚。”

赵秉志表示，本案涉及正当防卫制度，涉及法理、情理和伦理，其一审判决不当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也已受到最高司法机关和山东省司法机关的重视，相信二审会有公正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