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官媒记者以曝光威胁索财该当何罪?

时间: 2017-7-4 15:54:10 | 浏览: 107 | 更多关于《律界动态

作者:王玉琦、牛克乾

主要问题:国有媒体的记者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指导观点:

裁判理由

对于国有媒体记者以威胁曝光为由向有关单位索要钱财的行为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是:记者既非职务亦无职权,无论是否为固有媒体的记者,采访、组稿、通联等业务都是其行业职责,属于社会服务性的劳务工作。记者利用采访得来的资料(比如发现被采访对象的工作漏洞)要挟索要钱款,不具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钱物的受贿罪特征,但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理由是:记者从事的工作,并非构成受贿罪所要求的“公务”。与医生开处方一样,记者从事的活动是一项职务活动,但这种职务活动行使的是社会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公务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因此,记者包括国有媒体的记者从事的都不是公务活动,不是受贿罪的主体,而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

第三种意见认为构成受贿罪。理由是: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等工作,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国有媒体的记者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是国家赋予的权力,是从事公务的一种表现形态,符合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对“公务”的界定。

因此,国有媒体的记者利用采访报道等实现舆沦监督的手段,索取他人财物,符合受贿罪的构成特征。

我们同意上述第三种意见,结合本案具体事实,被告人李万和唐自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等业务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利用采访等实现舆论监督的手段索要财物的,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我国,记者并不是“独立人士”或者“自由职业者”,而是以所属新闻媒体等单位的名义从事业务活动。记者从事的采访报道等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有明确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笫十八条的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据此,记者经过采访撰写的新闻报道理应属于职务作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八条规定,作者(当然主要是指新闻记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系,涉案作品系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

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得用记者证从事非职务行为。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第五条更是明文指出:“新闻采访活动是新闻记者的职务行为。”这表明记者持记者证进行的正常采访活动就是职务行为。

由上可见,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等业务活动,绝不是单纯的“个体性的劳务”,而是以所属新闻媒体单位名义进行的职务活动,属于一种职务行为。

本案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局为将粮食直补工作政策落到实处,决定邀请新闻媒体进行新闻采访报道,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媒体监督的形式检查该工作的落实情况。

2005年8月25日,广西区粮食局邀请《广西日报》、新华社广西分社、《经济日报社农村版》广西记者站等新闻单位参加在象州县、来宾市的直补工作现场会,并为相关新闻单位记者的具体采访活动提供各种帮助。

被告人李万和唐自成正是作为《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广西记者站的工作人员受邀进行采访,李万在采访过程中出示给粮食部门的名片也是“《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广西记者站李万站长、首席记者”。

二被告人之所以能够介入粮食直补工作和发现被采访的粮食部门所存在的问题,并且以在采访中所发现的问题相要挟,向5家粮食局成功勒索钱财,正是基于其《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的记者身份而拥有的采访权和报道权,而不是基于其记者身份之外的其他个人影响和因素。

在案证据证实,二被告人曾多次向粮食部门施加压力,称如果不按要求提供“赞助费”,他们所撰写的文章将要登报并上《内参》,甚至上报国务院,不仪可能取消当地的粮食直补资格,甚至地方党政领导的职位也会受到影响。有关粮食部门迫于压力,不得不给予所谓“赞助费”以满足二被告人的要求。

显然,不具有记者身份的普通人,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换句话说,二被告人正是利用了记者的身份及具有的采访报道职务之便实现了勒索钱财的非法目的。

索贿行为与敲诈勒索区别的关键,就是被告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之便实现对他人的要挟。认为本案二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意见,由于未能准确评价二被告人要挟行为中的职务因素,因此是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利用职务便利去强索财物,应构成受贿犯罪。其中,利用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强索财物,构成受贿罪;利用非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强索财物,则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国有媒体记者对公共事务行使舆论监督权,属于从事公务活动,其利用舆论监督权索取他人财物的,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

对于《刑法》第九十三条中从事公务的认定,2003年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

那么,这里的监督是否包括舆论监督呢?有观点认为,舆论监督只是我国监督种类之一(其他监督为党的监督、人大监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政府机关行政监察、人民群众监督等),与党政机关的权力监督、上下级监督关系是有区别的,是一种比较宽泛的监督,其虽然可以对某件事情进行报道、曝光,但是没有权力对报道、曝光的事情进行处理,报道、曝光后还需要相关政府部门介入处理,因而认为舆论监督不属于公务活动。

我们认为,完全排除舆论监督公务性质的观点是片面的,是不符合我国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的实际行使情况的。根据我国新闻媒体的具体情形,应将国有媒体记者履行对公共事务的舆论峪督职责界定为“从事公务”。

按照我国的新闻体制,新闻媒介定位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党的思想和文化阵地;新闻传播被称为新闻宣传工作,具有舆论导向的功能。新闻媒体尤其是国有媒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息息相关,新闻记者必须严格遵循国家法律和有关宣传规定,按照所在新闻单位提出的新闻报道和宣传要求从事采访报道活动。

可以说,这一切正是由新闻工作的公务性质决定的。诚然,舆论监督无权对报道、曝光的事情进行处理,但是否报道、曝光,舆论监督者是有权决定的,这种决定权就是一种节制关系,其实际效果丝毫不亚于权力监督和上下级监督关系。

记者之所以被称作“无冕之王”,也正是舆论监督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反映。那种认为记者与医生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观点,将所有记者的业务活动均界定为非公务活动,显然不符合我国新闻体制和新闻媒体的实际情况,因而也是不准确的。

当然,要将有关舆论监督界定为公务活动,我们认为应该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定位在国有媒体的舆论监督权。非国有媒体的权利义务不同于国有媒体,因此,只有国有媒体的舆论监督才具备行使公务的形式条件。

二是定位在对公共事务行使的舆论监督。与“公务”对应的是“私务”,对私务进行舆论监督不具备行使公务的实质特征,自然不应界定为公务活动。

本案中,被告人李万和唐自成是国有媒体《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派出机构广西记者站的工作人员,符合从事公务的身份条件。同时,二人采访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粮食直补工作,是落实中央“三农”政策的重要措施,也是广西政府掌握粮源情况、确保粮食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意义重大,属于公共事务。

二被告人受所在单位委派进行的相关采访报道工作完全符合从事公务的实质特征,因此,二被告人属于在从事公务活动中索取钱财。

综上,被告人李万、唐自成身为《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广西记者站的副站长和工作人员,利用作为固有媒体工作人员的采访、组稿及通联的职务便利,在受邀检查、监督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直补工作的过程中,以曝光被采访单位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要挟,索取被采访单位人民币22万元的行为,依法构成受贿罪。一、二审法院据此以受贿罪对李万、唐自成定罪量刑是正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608号】:李万、唐自成受贿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万,男,1965年10月6日出生,原系《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广西记者站副站长。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05年12月28日被逮捕。

被告人唐白成,男,1966年2月22日出生,原系《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广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05年12月28日被逮捕。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李万、唐自成犯受贿罪,向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港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是国有事业单位,《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广西记者站足该报社的派出机构。2005年9月至10月11月间,被告人李万、唐自成在分别担任《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广西记者站副站长、工作人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采访全区“对农民直接补贴与储备粮订单挂钩试点工作”(以下简称“粮食直补工作”)过程中,利用各粮食系统因粮食直补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害怕上报、曝光的心理,共同索取来宾市的象州县、兴宾区粮食局各1万元、贵港市覃塘区粮食局6万元、桂平市粮食局6万元和河池市环江县粮食局8万元,以上共计现金22万元,得款后两人均分,各分得11万元。

港南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万和唐自成是受聘于国有事业单位《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的记者和工作人员,其对广西粮食系统直补工作的采访、报道、进行舆论监督属于履行公务行为,依法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李万、唐自成在采访过程中,利用相关单位工作中存在问题,向相关单位索取钱款,得款后二人平分,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在共同犯罪中,李万、唐自成共同采访、共同索取钱款并平均分赃,均起主要作用,应按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李万、唐白成在司法机关未采取强制措施和讯问前,如实供述收到各粮食局人民币22万元的事实,成立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李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2.被告人唐自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3.追缴被告人李万、唐自成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二万元,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万、唐自成提出上诉。

被告人李万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受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所收取的22万元是四个粮食局的订报赞助款,其亦就此事向报社领导汇报过,没有将钱据为己有的主观故意,请求二审对其宣告无罪。其辩护人提出,法院采信证据有严重瑕疵,认定事实错误,错误将“赞助费”认定为“索取款”;将媒体记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缺乏法律依据。

被告人唐自成上诉称,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资格,且22万元是四个单位主动赞助的订报款,请求改判无罪。其辩护人提出,一审法院错误认定唐自成是国家工作人员,且认定唐自成索贿并将收取的22万元分赃占为己有的证据不足,所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持。

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李万、唐自成作为国有事业单位《经济日报农村版》报社聘用的记者和工作人员,代表报社对广西粮食系统直补工作进行调查采访,履行社会舆论监督职能,行使对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监督权力,属于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围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原判认定上诉人李万、唐自成受贿22万元的事实,有证人证言、相关会议记录、现金支出单据、有关聘用文件、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证据间能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本案事实。李万、唐自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原判认定李万、唐自成有自首情节,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确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原审判决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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